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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么需要個人所得稅?

來源: 華夏時報

有消息說,近期有關部門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個稅改革。公眾關于個稅那根敏感的神經(jīng)再一次被撩撥起來。

兩千多年前的《圣經(jīng)》上有言:死亡和稅收,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兩件事。將稅收與死亡相提并論,可見人們對稅收有多厭惡。但正如大家講到政府時,種種的不好,種種的痛恨,即使是自由經(jīng)濟學家,最后也不得不以“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”來自我解嘲。究其原因,是因為人類社會一旦脫離了血親,結(jié)成組織、形成社會,政府就非有不可。稅收作為政府運行的成本,自然也就非有不可。從這個意義上講,稅收也是一種“必要的惡”。

當然,也有辦法降低民眾對于稅收的厭惡程度。比如,將稅收附著于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征收,在消費者購買任何一件商品或服務時,所支付的價格中都暗暗地包含了稅(即間接稅)。如此,政府既收到了稅,老百姓還不知道自己已經(jīng)交了稅,這是多么地皆大歡喜!所以法國人說,稅收就是一種既要拔鵝毛,還讓鵝不叫的藝術(shù)。此話用來形容這類隱含在價格中征收的稅收,真是形象極了、準確極了!

個稅不屬于間接稅,相反,它是直接稅,即直接向個人征收。這從個人所得稅這個名稱就能看出來,哪一個人該交、交多少,清清楚楚。注意,這里講的個人,真的是一個一個的人,張三、李四、王五,個個有名有姓、個個生動活潑,完全不是間接稅下“消費者”這么一個看似清楚、實指不知道是誰的代名詞。也正是因為如此,每個活生生的個人,在繳納個稅時分外肉痛:誰的錢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,被政府這么生生地剜走一塊,那真的是疼到心肝里頭去了!

可也正因為如此,個人在被迫交了稅以后,對于政府是如何花掉這些稅款格外敏感和關注,進而產(chǎn)生了一系列的疑問。比如:政府為什么要收我們錢?花到哪兒去了?該不該這樣花?效果如何?對沒好好花錢的官員應該怎樣處罰,等等…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,才有了政府預算公開、責任政府、財政審計等規(guī)章制度,才有了現(xiàn)代國家以及關于國家治理的理念與框架,才有了現(xiàn)代意義上政府與公民關系,即:權(quán)力歸于人民、人民授權(quán)于政府、政府受托管理社會。如果官員不稱職,政府不盡責,只以浪費公款為己任,人民大可替換之。個稅正是從“錢”這一最原始、最本質(zhì)的角度出發(fā),毫無掩飾地彰顯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委托-代理關系,進而成為國家治理意義上的良稅,成為公民參與、政府負責、政治昌明的原動力之一。

現(xiàn)實地看,我們之所以需要個稅,還因為個稅生而有之的調(diào)節(jié)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。在間接稅下,由于存在累退效應,低收入者承擔的實際稅負相對是高于高收入者的。試舉一例。甲先生月收入20000元,乙先生月收入5000元,假如當?shù)卦缕骄纳钕M支出為3000元,只占前者收入的15%而占后者收入的60%,在相同稅率下,低收入者承擔稅負的相對比重遠高于高收入者。所以,間接稅通常是擴大而不是縮小收入差距。但個稅就不同了,由于是對凈收入征稅,又一般是累進稅,所以能做到所得多的多交,所得少的少交,無所得的不交,達到調(diào)節(jié)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。形象地說,就是個稅有能力削平高收入的峰值,抬高低收入的谷值,保持全社會收入分配處于“兩頭小、中間大”的橄欖形結(jié)構(gòu)之中。至于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對于社會穩(wěn)定和諧、國家長治久安的效果,更是人人知道,無須贅言。

經(jīng)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,我國已進入了收入分配差距之大舉世罕見的境況,近年來,民眾關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十分強烈,政府也有意進行調(diào)節(jié),但一直手里沒有“工具”可用。另外,隨著我國經(jīng)濟增長,現(xiàn)已形成了龐大的中產(chǎn)階層,他們有參與公共生活、強化政府監(jiān)督的強烈愿望,全社會都需要一個更加負責、更加高效、更加透明的政府。正是在這兩點上,我們需要個人所得稅。

與以上愿望相比,我國現(xiàn)行的個人所得稅無論在制度還是在征管上都差得很遠,需要進行深入改革。一是覆蓋范圍小,在起征點調(diào)到3500元以后,全國13億人中僅有2700萬人交此稅,完全無法發(fā)揮調(diào)節(jié)收入的根本作用。二是偷逃避稅的空間巨大,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(xiàn)在實行的分類所得稅制,不同形式的收入按不同的稅率、方式納稅,這使得有多種收入的納稅人有可能游走于不同的規(guī)定之間,哪兒稅低往哪兒鉆。三是政府管理能力弱,不掌握個人的所有收入、家庭的所有支出等重要的納稅信息,相當于企業(yè)沒有會計憑證。以上三點,正是各界所詬病的個稅變成僅向工資收入者征收的“工薪稅”的制度性成因。

針對這些問題,有關部門早已明確,我國個稅的改革方向是從分類到“分類+綜合”、以家庭為單位計算征收的方向。理想的情形如下:第一步通過身份證號(即稅號)歸集個人的所有形式的收入,不論工資還是勞務報酬,不論炒股收入還是賣房子的收入,全部歸集在這一號碼下。第二步以家庭為單位歸集所有支出信息。第三步以一個家庭為單位,將所有的生活開支——如房貸、水電費、日常生活支出等——從總收入扣除,收支相抵后的差距即為應納稅所得,這一數(shù)字再乘以相應的稅率,就可以算出應繳的個稅金額了。

在這樣的稅收制度下,個稅就可以將所有符合條件的人全部納入,真正做到高收入者多繳稅、低收入者不繳稅、無收入者不繳稅甚至政府反過來進行補貼,從而真正具有“劫富濟貧”、調(diào)節(jié)收入分配差距、促進社會公平的目的。同時,由于絕大部分的社會成員都是納稅者,他們對于自身經(jīng)濟利益的關注將轉(zhuǎn)向關注政府、參與政府、監(jiān)督政府并形成強大動力。假以時日和相應的制度建設,一個更加高效、廉潔、負責的政府將逐漸生成。

最后引用一段《馬恩全集》中《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》一文中對于稅收的論述:“間接稅是每個個人都不知道他向國家究竟繳納了多少錢,而直接稅則什么也隱瞞不了,它是公開征收的,甚至最無知的人也能一目了然。所以,直接稅促使每個個人監(jiān)督政府,而間接稅則壓制人們對自治的任何企求”,“如果需要在兩種征稅制度間進行選擇,我們則建議完全廢除間接稅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稅。”有消息說,近期有關部門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個稅改革。公眾關于個稅那根敏感的神經(jīng)再一次被撩撥起來。

兩千多年前的《圣經(jīng)》上有言:死亡和稅收,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兩件事。將稅收與死亡相提并論,可見人們對稅收有多厭惡。但正如大家講到政府時,種種的不好,種種的痛恨,即使是自由經(jīng)濟學家,最后也不得不以“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”來自我解嘲。究其原因,是因為人類社會一旦脫離了血親,結(jié)成組織、形成社會,政府就非有不可。稅收作為政府運行的成本,自然也就非有不可。從這個意義上講,稅收也是一種“必要的惡”。

當然,也有辦法降低民眾對于稅收的厭惡程度。比如,將稅收附著于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征收,在消費者購買任何一件商品或服務時,所支付的價格中都暗暗地包含了稅(即間接稅)。如此,政府既收到了稅,老百姓還不知道自己已經(jīng)交了稅,這是多么地皆大歡喜!所以法國人說,稅收就是一種既要拔鵝毛,還讓鵝不叫的藝術(shù)。此話用來形容這類隱含在價格中征收的稅收,真是形象極了、準確極了!

個稅不屬于間接稅,相反,它是直接稅,即直接向個人征收。這從個人所得稅這個名稱就能看出來,哪一個人該交、交多少,清清楚楚。注意,這里講的個人,真的是一個一個的人,張三、李四、王五,個個有名有姓、個個生動活潑,完全不是間接稅下“消費者”這么一個看似清楚、實指不知道是誰的代名詞。也正是因為如此,每個活生生的個人,在繳納個稅時分外肉痛:誰的錢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,被政府這么生生地剜走一塊,那真的是疼到心肝里頭去了!

可也正因為如此,個人在被迫交了稅以后,對于政府是如何花掉這些稅款格外敏感和關注,進而產(chǎn)生了一系列的疑問。比如:政府為什么要收我們錢?花到哪兒去了?該不該這樣花?效果如何?對沒好好花錢的官員應該怎樣處罰,等等…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,才有了政府預算公開、責任政府、財政審計等規(guī)章制度,才有了現(xiàn)代國家以及關于國家治理的理念與框架,才有了現(xiàn)代意義上政府與公民關系,即:權(quán)力歸于人民、人民授權(quán)于政府、政府受托管理社會。如果官員不稱職,政府不盡責,只以浪費公款為己任,人民大可替換之。個稅正是從“錢”這一最原始、最本質(zhì)的角度出發(fā),毫無掩飾地彰顯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委托-代理關系,進而成為國家治理意義上的良稅,成為公民參與、政府負責、政治昌明的原動力之一。

現(xiàn)實地看,我們之所以需要個稅,還因為個稅生而有之的調(diào)節(jié)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。在間接稅下,由于存在累退效應,低收入者承擔的實際稅負相對是高于高收入者的。試舉一例。甲先生月收入20000元,乙先生月收入5000元,假如當?shù)卦缕骄纳钕M支出為3000元,只占前者收入的15%而占后者收入的60%,在相同稅率下,低收入者承擔稅負的相對比重遠高于高收入者。所以,間接稅通常是擴大而不是縮小收入差距。但個稅就不同了,由于是對凈收入征稅,又一般是累進稅,所以能做到所得多的多交,所得少的少交,無所得的不交,達到調(diào)節(jié)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。形象地說,就是個稅有能力削平高收入的峰值,抬高低收入的谷值,保持全社會收入分配處于“兩頭小、中間大”的橄欖形結(jié)構(gòu)之中。至于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對于社會穩(wěn)定和諧、國家長治久安的效果,更是人人知道,無須贅言。

經(jīng)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,我國已進入了收入分配差距之大舉世罕見的境況,近年來,民眾關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十分強烈,政府也有意進行調(diào)節(jié),但一直手里沒有“工具”可用。另外,隨著我國經(jīng)濟增長,現(xiàn)已形成了龐大的中產(chǎn)階層,他們有參與公共生活、強化政府監(jiān)督的強烈愿望,全社會都需要一個更加負責、更加高效、更加透明的政府。正是在這兩點上,我們需要個人所得稅。

與以上愿望相比,我國現(xiàn)行的個人所得稅無論在制度還是在征管上都差得很遠,需要進行深入改革。一是覆蓋范圍小,在起征點調(diào)到3500元以后,全國13億人中僅有2700萬人交此稅,完全無法發(fā)揮調(diào)節(jié)收入的根本作用。二是偷逃避稅的空間巨大,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(xiàn)在實行的分類所得稅制,不同形式的收入按不同的稅率、方式納稅,這使得有多種收入的納稅人有可能游走于不同的規(guī)定之間,哪兒稅低往哪兒鉆。三是政府管理能力弱,不掌握個人的所有收入、家庭的所有支出等重要的納稅信息,相當于企業(yè)沒有會計憑證。以上三點,正是各界所詬病的個稅變成僅向工資收入者征收的“工薪稅”的制度性成因。

針對這些問題,有關部門早已明確,我國個稅的改革方向是從分類到“分類+綜合”、以家庭為單位計算征收的方向。理想的情形如下:第一步通過身份證號(即稅號)歸集個人的所有形式的收入,不論工資還是勞務報酬,不論炒股收入還是賣房子的收入,全部歸集在這一號碼下。第二步以家庭為單位歸集所有支出信息。第三步以一個家庭為單位,將所有的生活開支——如房貸、水電費、日常生活支出等——從總收入扣除,收支相抵后的差距即為應納稅所得,這一數(shù)字再乘以相應的稅率,就可以算出應繳的個稅金額了。

在這樣的稅收制度下,個稅就可以將所有符合條件的人全部納入,真正做到高收入者多繳稅、低收入者不繳稅、無收入者不繳稅甚至政府反過來進行補貼,從而真正具有“劫富濟貧”、調(diào)節(jié)收入分配差距、促進社會公平的目的。同時,由于絕大部分的社會成員都是納稅者,他們對于自身經(jīng)濟利益的關注將轉(zhuǎn)向關注政府、參與政府、監(jiān)督政府并形成強大動力。假以時日和相應的制度建設,一個更加高效、廉潔、負責的政府將逐漸生成。

最后引用一段《馬恩全集》中《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》一文中對于稅收的論述:“間接稅是每個個人都不知道他向國家究竟繳納了多少錢,而直接稅則什么也隱瞞不了,它是公開征收的,甚至最無知的人也能一目了然。所以,直接稅促使每個個人監(jiān)督政府,而間接稅則壓制人們對自治的任何企求”,“如果需要在兩種征稅制度間進行選擇,我們則建議完全廢除間接稅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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