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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后濱:開元名相張說的得意人生與政治品格(3)

三、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

張說因為是開元前后最負盛名的文壇領袖,與蘇颋二人被稱為“燕許大手筆”。所以,朝廷的許多重要文告都出自其手,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去世以后的墓志銘或神道碑銘。其中影響最大的兩通神道碑文當數《裴行儉神道碑》和《姚崇神道碑》,在《張燕公集》卷十八《碑文》中列在一起。

《姚崇神道碑》引出了一宗大的歷史案件,就是唐人傳說中的“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”。唐代后期,有文人鄭處誨鄭重其事地編寫了一部玄宗朝傳聞匯編《明皇雜錄》,其中一個故事是描寫宰相張說和姚崇之間互相算計的。故事里說,姚崇和張說曾一同擔任宰相,可是姚崇很不喜歡他,在許多事情上都經常給張說找茬,讓他難堪。張說因此銜恨在心。后來姚崇雖然罷相了,但還是得到玄宗的信任,所以有生之年張說也無可奈何他姚家。姚崇病重眼看難有好轉的時候,他非常擔心自己死后張說會報復。姚崇知道自己專掌朝政多年,不僅得罪了許多人,幾個兒子和下屬原本就有貪腐記錄,家里還是有一些事情,一旦有人揪著不放,還是難逃清算的。

于是他把兒子們叫到跟前,專門叮囑如何對付張說之事。他說:“張丞相和我關系不好,雖然他表面上不顯露出來,實際上嫌隙太深。他過去是,現在更是皇帝身邊的紅人,我要教給你們在我死之后對付他的辦法,否則我們家一定會受到其報復。張說這個人,追求奢華的生活,尤其喜愛各種服飾器用玩好之物。等我身歿之后,作為我曾經的同僚,他一定會來吊唁。所以,你們一定要把我多年收藏起來的用過沒用過的各種服玩寶帶重器,都陳列到靈帳之前。張說來了后,如果他不回頭關注這些東西,那你們要盡快商量處理好家里的事情,我們整個家族都將被殺戮殆盡。如果他眼睛盯著這些東西,那我們家就沒有后顧之憂,你們可將其中一些器物送給張說,理由是請他為我寫神道碑的碑文。一旦拿到他寫好的文字,一方面要立即抄寫一份進呈給皇帝,另一方面,事先準備好碑石,當即鐫刻到石頭上。張丞相對事情的反應要比我遲緩一些,數日之后,他一定會后悔給我寫了那么好的評價,以修改文字為借口,回過頭來把碑文索回。到那個時候,你們就帶他去看已經鐫刻好的碑石,并告訴他碑文已經呈送給皇帝了。”

姚崇去世后,張說果然前來吊唁,并多次打量陳列中的三四件器物。姚崇的兒子們按照父親的囑托,一一照辦。沒過幾天,張說就把碑文寫好了,盡顯大手筆的風采,敘事詳備,對姚崇的評價也很高,一時被推崇為絕筆。碑文中有這樣一些話,“八柱承天,高明之位列;四時成歲,亭毒之功存”(《張燕公集》及《全唐文》作“八柱承天,高明之位定;四時成歲,亭育之功存”)。這里面的典故分別出自《楚辭·天問》和《老子》,意思是指姚崇擔任宰相,相當于地上的八根柱子撐起了蒼天,如同四季推移成一歲,自然而然完成了教化養(yǎng)育天下百姓之功。這是對一個大臣最高的評價。又過了幾天,張說果然派人來索回碑文,理由是用詞不周密,想再刪改加工一番。姚崇的兒子們將來人帶去看已經鐫刻好的石碑,并告訴他碑文已經進呈給皇帝了。來人回去復命,張說后悔得捶胸頓足,從牙齒縫里蹦出一句話:“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,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。”

雖然是一百年后鄭處誨記下的傳聞,這個故事還是有一些真實性的,這篇題為《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(奉敕撰)》的碑文也收錄到張說的文集之中,流傳至今。張說在碑文中說姚崇是“致君堯舜”的社稷重臣,“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,位為帝之四輔,才為國之六翮,言為代之軌物,行為人之師表:蓋維岳降神,應時間出者也”。在列舉姚崇的輝煌仕宦經歷之后,文中說“公性仁恕,行簡易。虛懷泛愛,而涇渭不雜;真率徑盡,而應變無窮。常推是心,以御于物,故所蒞必甿庶風偃,驁狼化從,言不厲而教成,政不威而事理。去思睹頌,來暮聞歌。既登邦政,卒乘輯睦。及在宗伯,神人克諧。今之中書,是為理本,謀事兼于百揆,論道總于三臺。公執(zhí)國之鈞,金玉王度,大渾順序,休徵來臻,懋德格天,名遂身遜。拜開府儀同三司,崇其秩,逸其志也”(《張燕公集》卷十八,《全唐文》卷二百三十)。不僅極高地評價了姚崇的政績和人品,指出了姚崇做紫微令(中書令)時這個職位開始兼掌決策和行政的首相職掌特征,尤其明確其開元四年辭去相位是“名遂身遜”,接著拜為開府儀同三司,是皇帝為了“崇其秩,逸其志也”,即提高其品級和待遇,使其安享晚年。這就徹底回避了姚崇辭相是因為兒子和部下貪污受賄的事實,奉皇帝的敕命而作蓋棺之定論,保全了姚崇的名聲,也樹立了其后人的政治背景。

張說和姚崇有著嚴重的沖突和深刻的矛盾,是朝廷內外人人皆知的事實。這樣一份碑文出自張說之手,沒人相信是張說心甘情愿所寫。按照制度,宰相的碑文和謚號都是要經過官方程序來議定的,最終由皇帝定奪。所以張說在碑文中交代了,姚崇去世后,“有詔掌文之官敘事,盛德之老銘功,將以寵宗臣,揚英烈”,本身就是一篇奉敕命而寫的官樣文章。張說長期擔任監(jiān)修國史,朝中大手筆,這份差事自然落到他的頭上,其中也有著玄宗微妙的權力平衡和政治安排的用意。他要起用張說為相,但不能陷入新宰相否定舊宰相的權力斗爭之中。

在玄宗朝的逸事越來越成為閑談話題的中晚唐時期,張說為姚崇寫碑文的事實就被演繹成了姚崇算計張說的故事。反觀歷史,張說和姚崇的矛盾和分歧,主要在于他們代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官僚,唐史專家汪篯將其概括為文學派與吏治派,他們有著不同的政治品格。在一個政治社會深刻轉型的時期,他們雖有著相同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,但做派和風格卻截然不同。張說和姚崇都是那個時代的能人,但兩個能人不是一路人。能夠用好兩個互不相容的能人,正體現了唐玄宗的政治智慧和領導藝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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